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受牵累之人较多,其中有一个叫钱名世的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雍正对他的惩罚手段可谓别出心裁,对于钱名世来说匾额字多大,这种惩罚简直生不如死,比绞死示众带来的附加攻击要大得多。
几首赠诗引来灾祸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吴县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这短短的个人简历中隐含深意,因为年羹尧也是字亮工,也是康熙三十八年的举人。
在科举时代,同年是维系官场人脉的一个重要原因,钱名世与年羹尧不仅字相似且又是同年,这必定了人们之间关系与常人不同。
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登进士第,位列一甲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纂。康熙一朝,钱名世与很多翰林出身的后辈一样,在学官的职位上辗转迁移,历任翰林院编纂、侍讲学士等职。
有了翰林出身这块金字招牌,来日前程远大,若受宰相宠信继位拜相位极人臣也未可知。雍正即位之初,钱名世的仕途已经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从事编书修史一类的工作。
幸运的是,钱名世在著述《子史精华》、《骈字类编》后得到朝廷的嘉奖,著交部议叙。如果成功的话,在下一次京察时,钱名世将要取得提拔,按照正常的升官程序,将*会学士一职。
不幸的是,雍正七年时年羹尧一案触发,雍正帝在全力打击年案时,顺藤摸瓜把钱名世列入年*名单中。其证据就是钱名世在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时,写了几首拍马逢迎的诗。其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
这两句诗用浅显的话理解,就是引用了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不过钱名世太过疏忽了,因为这个典故也有一层含义,就是当时的周公、召伯辅佐成王,是以摄政的方法*。这样的形容用在年羹尧身上,显然又是很不正确的。
所谓“话多必失,文过必祸”,钱名世赠诗于年羹尧已经犯了雍正帝的忌讳。此外,钱名世在此外一首诗中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
这两句诗理解出来有难度。话说康熙晚年大都督王皇十四子胤禵平叛西藏有功,康熙为他立有一碑。雍正即位后失势胤禵,认为史籍所载之功不实,于是又再次写了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伏诛青海平叛,朝廷应该按先例再立“第二碑”。
钱名世赠诗给年羹尧是在雍正二年底,这个之后雍正正琢磨着要收拾年羹尧,所以就把这个账给记下了。到了雍正五年年羹尧获罪后,雍正才下旨说钱名世这些行为,是儒者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
雍正帝下旨钱名世被革职遣送原籍,这比起汪景褀受年羹尧案连累被处决示众,家人发配宁古塔而言,算是从轻发落了。不过事情到这还不算完,雍正认为还不解气,御笔亲书赐给了钱名世一块匾额。
名教叛徒使家族蒙羞百年
雍正赐给钱名世御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名教罪人。这个四个字怎么理解呢?意思就是合乎、破坏封建礼教的人。说白了这是父权专制时代,皇帝对文人采取的最严格、最恶心,也是让其本人与家族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种惩罚。
钱名世品行好坏暂且不说,仅以文才学问而言,在当年有“江左才子”之称。对于这些有功名有身份的文人而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名声不能保全。
文人爱名是封建时代固有的特点,就像海瑞上书骂嘉靖一样,难道就只是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而没有博取名声的嫌疑吗;再如张廷玉一生不爱财,临了非要让乾隆写保证书准其配享太庙而遭到百般受辱,这不就是典型的爱名吗。
雍正正是瞧准了文人的这些特征,没有将钱名世正法,而是以更严格的方式来打击他。为了警醒世人,雍正还特意下旨命地方官将“名教罪人”匾额张挂在钱名世家中的正门之上。又命南京御史、武进县丞每月的初二、十五,都要亲自检查该匾额是否悬挂。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钱名世得到应有的惩处,雍正也该出气了。然而雍正仍觉不够,不久又下了一道上谕说: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因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觍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上谕中还要求,凡是进士出身的在京大臣不论品级,每人都要写一首讽刺钱名世的诗。雍正如此处心积虑对待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匾额字多大,也让一些在朝官员颇为不满,其中就有几个人由于诗写得不够毒辣而遭到雍正的打击。
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孝登之诗不过关,被革职发往宁古塔;侍读学士陈邦彦以诗作谬误平白无故遭到整肃。
雍正四年四月初,这些讽刺诗很快集中到了雍正手中,他下旨把这种诗送至钱名世手中,命他自己出钱刊刻成书,并发到*各地的官学中,作为学生们的反面教材。
钱名世获罪后,子孙后代读书入仕的这条路被堵死了,其社会地位也与贱民无异。客观地说,钱名世虽然罪有应得,但雍正作为一代名臣,格局也有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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