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与历史印记

牌匾作为中华民族奇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淬炼的诗歌、精湛的绘画和深远的蕴意，将*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歌、书法书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讲述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

始于古人隔壁的注重

提及碑刻，许多人可能认为很陌生。但若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到王宫佛寺的“太和殿”“雍和宫”，还会倍感碑刻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景致，更是历史印记。

碑刻盛行于汉代，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碑刻简称为匾，唐代“匾”写作“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即点出了牌匾作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牌匾，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牌匾，简称为扁、匾或额。也有说，横写为“匾”，竖写为“额”。*的古建筑门屏下端，多缀有碑刻，其特征为文字不多，通常二字、三字、四字。唐代碑刻大多为木制，也有石质精雕的。不论木制或石质的，碑刻通常为长圆形，规格以店面大小而定，多为黑漆金字，显眼优雅，蕴意深远，言辞文雅，绘画浑厚有力。

碑刻风俗的产生始于古人隔壁的注重。在唐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示，*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依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习俗。当部落发展成*家，氏族首领化家*，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号。*唐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号为商，《诗·商颂·玄鸟》中曾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碑刻是不可缺乏的装配饰，相当于古建筑的双眼。因为牌匾在建筑物中抢占了忌恨的位置，因而极受古人注重。史载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台礼天，榜名“灵台”，可以说是历史上碑刻的雏型。自秦始皇统一始，真正意义上的牌匾就作为一项重要*家制度得以施行实施。秦《会稽造像》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其中的“显陈旧章”，确立了牌匾的地位与使命。清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楷书、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草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牌匾用的字体。

《太平广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魏明帝时建凌云台，韦诞受命“题榜”，但“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绳亘引之，使就榜书之”。太上皇为了碑刻的完美早已不顾大臣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饭店文化匾额，数十米高，韦诞“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指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为，悬挂高空去题写牌匾，由于焦虑，韦诞毛发和胡子一晃间变白了。回到地面，他把钢笔焚毁，表示再不写榜书，但是还将不准子孙学习榜书写入家训中。

商铺匾额额拉拢生意

碑刻广泛留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沿街开店，挂出各自的碑刻来拉拢生意。到了清代，商品经济繁荣，碑刻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中能看见蔡州街道上，两侧并列着各类店面、作坊，其中有饭店旅馆，也有金银铺、裱画铺和医药铺，如“刘家勾线沉檀楝香”（香药铺）、“王家罗锦匹帛铺”（呢绒店）、“刘三叔精装字画”（博古斋裱画铺）以及“赵太丞家”等医铺。

谚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碑刻渐渐成了店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知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知名的商标，它常常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客户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

商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例如上海老字号“内联升”中的“内”指大内宫延，“联升”示意客人穿上此店制做的朝靴，可以在宫庭官运亨通，连升五级。

可口可乐的第二任总裁伍德鲁夫曾说过，“如果一夜被起火焚毁了厂房和设备，只要给我‘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电视电影《大宅门》里，“百草厅”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大爷以“白家老号”的牌匾作为白家具产为由注资。电视剧并非虚构，清代年间的一场起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老兄，闯入火场，冒死将“六必居”的匾额抢了下来，六必居的老总很是感动，将那位老老兄命为“终身伙友”，并终生“高其俸”。

20世纪30年代，北京老字号童涵春堂曾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把部份产权转让，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侯，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80万两白银，折合112万枚银币，可见名店招牌的珍稀。

寿辰碑刻成清朝风尚

不仅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碑刻在唐代还是鼓吹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鼓吹宽松、齐家、*、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有孝女顺孙，贞洁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西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孝行。”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一家世代忠良，忠心*，宋太宗赵光义赐金五百万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并亲笔御书“天波杨府”匾额，下旨满朝高官凡从天波府门前经过，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对刘家的崇拜。宋徽宗还曾赐明朝大将陈元光之庙以“威惠庙”的牌匾，以缅怀其开发漳、潮地区之功。在当时能获得官府或太后的碑刻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除了是家族的光荣，才能泽被后代，还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光荣。

宋代之际，牌楼碑刻成为最高统治者赞誉功德孝贤的重要方式，需经太上皇廷臣或恩准能够建造，在正楼檐下和顶枋之上的正中间建有一个小龛，内有一块小石板，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牌楼的大厦写有碑刻文字，碑刻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则记录嘉奖的原因。在四川摩梭族“木府”前精工细作的牌楼正中，就安放着铭刻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的牌匾。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礼仪之邦的文明标志，更是道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晋朝律例规定，碑刻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因而促使碑刻被广泛运用到寿辰之中。陈康祺《郎潜杂录三笔》卷二中所说的：“康熙己卯夏五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浦口纺纱之署，曹世*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奶奶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康熙称曹雪芹的曾祖父孙氏为“此吾家奶奶也”以及为其题写“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碑刻，充分显示了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和信任。

听说，乾隆即位后的第一块匾，是赐予河南布政使黄叔琳，因其母吴氏年近九十，赐“德门寿母”额，并且在其执政的六六年中，凡宗室七十寿辰，要员父亲八十、九十高寿，乾隆都不忘题匾赐匾以彰祝贺。他的做法深深影响了万历、道光、咸丰、同治等多位臣子，致使奶奶大寿匾在清朝成为一时风尚饭店文化匾额，至今仍有大量实物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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