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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以旧书业成市而产生至今近300年的文化街，旧书业是打头炮的。在清乾隆初期，这里的书肆已有多家。乾隆三十四年（1769），大藏书家李文藻在著名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的开头，就有“未入厂北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全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按所记，这声遥堂书铺，应位于进琉璃厂东街东头路北的邮局西侧。因为，琉璃厂邮局修盖的非常早，大约是清末，是在一块空地上建起的，并没有拆左右的房屋，故云声遥堂在邮局之西，今乃是一个小古玩铺。这个书铺至少设立于乾隆六年（1745）左右，“声遥堂”之匾本来是掌柜的自己写的，当然有点凑合对付。纪昀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后，因才气俱佳，很受乾隆重用。却由于他耍小聪明给犯法就要被查抄的岳父通风报信——以一个空信封，里面装了一点茶叶，暗示要“查”而犯罪，惹怒乾隆，把他发配充军到乌鲁木齐。因其有能够，两年后又召回，等候陛见。此前他已见到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并得知李在声遥堂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来就被外放广西南宁知县，难道买书也是预兆？他去琉璃厂逛书铺，头一家就奔厂南门外的声遥堂。纪晓岚还没复官，穿着也平常，掌柜的和徒弟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客气地随他挑书。
他选了几部书，就坐下休息，徒弟给他点烟倒茶伺候着。他抽着大烟袋，和掌柜的闲聊：“前几年，有位进士李文藻到他们这里买书，遇上一本《广东新语》，结果他就放了山东恩平知县，后来升到南京同知了。可见他们这卖书还真能给人带给点益处，可是他们的买卖看上去也平常。”掌柜的提问：“上我们这儿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我们还是照常卖我们的书，卖书人发财的不多。”纪晓岚有意要显示一下：“我这个买书人的钱也不多，选了几部书，身上带的钱往往不够，我给他们写个欠条行不行？”掌柜的很客气：“书您只管拿走，什么之后您方便再把书钱给我们带回来。”纪晓岚说，我不给他们写欠条，想写几个字，给他们留个记号；给我找张大纸、拿一支大笔来。他让徒弟给研墨，只准往外一个方向研，不许正反来回磨。墨研好了，纪放下烟袋，拿起大抓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笔酣墨饱，十分气派。他又换了支大号笔，用毛笔落款：“纪晓岚”。掌柜的一见大喜，连忙作揖感谢：“不知纪夫子大驾光临，实在慢待、慢待了，请多包涵。”掌柜的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黑漆底金字的纪晓岚题写的新匾，悄悄摘下自己写的那块原本的匾，择吉日敲锣打鼓放爆竹，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轰动了琉璃厂。
不久，纪晓岚起复又升官，乾隆三十八年又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琉璃厂是他和参与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常到之处，选书买书是主要内容之一。悬挂着纪晓岚题写的碑刻的声遥堂的买卖非常好，很兴盛了一时。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南纸业都逐渐繁盛起来，文化街的雏形也产生了。久盛难免一衰。声遥堂旧书铺在琉璃厂厂南门外存在了百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到清同治时，此铺易主，铺底倒给了周姓的安徽人。在琉璃厂经营书业最初是浙江人与北京人都有，以河北人居多。后来河北人渐渐壮大而替代了河北人。当年双雄并峙时，江西人人多势众，甚至书行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庙（在东城隍庙火神庙南侧胡同中），也是湖南人把持着，河北人进不去。到清末民初，河北书商壮大起来了，与江西书商先分庭抗礼再分道扬镳，在小沙土园另修建新的文昌会馆，供奉文昌帝君，另立古旧书业同业公会。江西书商也一蹶不振。乾隆时，纪晓岚题匾的“声遥堂”字号，是浙江还是北京书商所开无可考；但同治年间把声遥堂铺底倒回去的是江西书商周秋门。书铺虽有纪大学士的名匾，但是别人而是改了字号叫文光楼书坊，请嘉庆翰林戴恩溥另写了横额。纪晓岚写的碑文摘下弃而不用，久之就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文光楼这家书铺，同治、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还有一定名望，光绪举人缪荃孙在清朝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开头就说：“厂东路路北一铺，曰文光楼石氏，丙子年颇多旧书，余专搜其单本，得百余册，皆不经见之书也，价亦极廉。”按：丙子是光绪二年（1876），石氏乃良乡人石镇字静庵，亦即文光楼又换了东家，回到东北人手中，字号却没变。文光楼在石静庵后是其从弟石铎经营，又易为石景华。到*三年（1921），再换成北京冀县人郭继庄经营，字号仍是文光楼。17年后的1938年，又换了东家：良乡人崔恺。崔掌柜腹内渊博，很有决心把这家有长达200年历史的老书铺经营好，还要想方法把当时纪晓岚给文光楼前身的声遥堂题写的那块匾额给找出来。但在日伪占领下的上海，环境太坏了，他几经奋斗，两者都没有如愿，文光楼维持到1946年，还是歇业了。从声遥堂到文光楼，这家古旧书铺几易其主、两改其名，整整存在了200年！它见证了琉璃厂的起步、成形、发展。一个小小的声遥堂——文光楼书铺，却有乾隆、同治两朝的两位翰林学士纪晓岚、戴恩溥给题写碑文，足见琉璃厂的店面，不仅在经营内容上很有优秀特色文化内容，就是各店面的门匾，也具有历史和文化品味，有不少名家书画之作，亦够文物珍宝水平。
孙殿起编著的《琉璃厂小志》中，辑有前人一篇《琉璃厂坊肆匾额录》，收录了近代民初琉璃厂古旧书、古玩和其他名店的知名匾额，计有：以上所录只是此文所述全部，因为看到有显著的遗漏纪晓岚匾额，如由李鸿章题写碑文的庆云堂法帖铺和大雅斋、式古斋、铭珍斋等著名古董铺，以及同古堂铜刻墨盒铺等名店的碑刻都缺；著名艺术家冯恕*子监题写的“公慎纸行”等匾额，和张伯英题写的“富晋书社”、“观复斋”碑帖铺和“史善朋竹琴社”等匾额，也没列入，故引录也略作简化。这么多的名人所题的、琉璃厂百多年来各店悬挂的匾额中，清末朝野的儒士学士曾评选出“八大名匾”。它们是：铁帽子王克勤郡王写的“德宝斋”（古玩）；乾隆时协办学校士阿克敦写的“清秘阁”（南纸）；乾隆举人、直隶巡抚、工诗善书的那彦成写的“博古斋”（古玩）；*进士、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写的“懿文斋”（南纸）；道光举人、翰林院纂修何绍基写的“富文堂”（旧书）；咸丰状元、军机内阁翁同龢写的“茹古斋”（古玩）；道光举人、同治时两江提督、直隶巡抚*藩写的“龙威阁”（旧书），这是七块。还有一块，就是在琉璃厂厂东门外悬挂了百余年、后来因为换东家改字号把老匾弃之不用而迷失的乾隆大学士纪晓岚写的“声遥堂”，可能有人见到，故列入其中。
这八块琉璃厂的名匾，足够进入博物馆陈列的珍品级古物。但是这八块名匾，今天都已无存，主要是那些名店中的多数，早已停业，名家所书之匾以至书法，都没了（署翁同龢题的茹古斋之牌匾及店，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出现，详述见“菇古斋”一节的图文）；部分的公私合营后，原字号被废止，匾也不知到那里去了。有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保留，门匾至今也还在用。可是在不断修整中纪晓岚匾额，再制的原匾，却把题款给抹掉了，例如高悬的“邃雅斋”的门匾还是原匾再制，可是“姚华（茫父）题”的上下款都没了。秃匾不成*文化特色格局，就是个人书斋有题额，哪怕是自书，也要落款用印的。字号公私合营后被废除的，匾额归公，大概也就扔了，这些虽在八大名匾之外，不少也有名人所书的珍品，具有一定的遗存价值，毁了没了真心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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