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署公堂常见“慎、勤”字是什么意思？

宋代的官衙公堂，常见“清、慎、勤”三字作对联，是古代*规定官员应遵守的基本作风。

其中的"慎"字，含有认真严谨、持重检点、恭敬严肃等多层含义，还有一条就是“谨慎保密”。

较早强调在*内落实保密原则的是古代，见《韩非子·亡徵》“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这个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

《史记》载，秦始皇在山上看到宰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说了两句表示不满的话，在其身边照顾的宦官中，有人给李斯通风报讯。下一回，秦始皇又看到丞相出行，车骑清简，顿时觉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语。”遂下令调查，因为没人证实，最后竟将原本在场的宦官全部处死。这起不辨皂白的格杀勿论，自然为后世所批评，但他自此取得了绝对的信息安全保障。

汉承秦制，漏泄官省信息定为大罪。古代的“省”为官员的禁地信息，上起皇后听政的宫禁和，下至*衙署机关，都算，不少高级官员都倒台乃至送命在这条罪名上。汉元帝时，有人举劾槐里县令朱云酷杀无辜，皇帝已经就此做出批示，主管官纪监察的县丞中丞陈咸先向朱云透露消息，让他“上书自讼”，结果陈咸以“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汉书·陈万年传》)。又皇上欲诛车骑大将张安世，被元老赵*劝阻。赵*的弟弟中郎将赵和同僚喝酒，将这起外人不知的事吹了下来，被人“上书告泄省中语……下吏，自杀”（《汉书·赵*传》）。

另外，汉代的尚书台位居传送文书于宰相与朝廷之间的咽喉，所以"刺探尚书事"只是依照信息保密的罪过，顺帝时，侍中杨伦往尚书台“探知密事”，被举报，判入狱两年（《后汉书·杨伦传》）。还有人或者因家属犯此罪名而受牵累，如汉和帝时，太仆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他想不通，“遂自杀”"，其父亲和张俊也入狱下狱。还有韩演任扬州刺史，其祖父“为徐州刺史刺探尚书”，结果惹恼他倒霉（《风俗通》）。总之，不该说的就算，不该问的别问。当年孔夫子云“为政慎言”，并呼吁学习金人“三缄其口”，其“多言多败”的警告，到此时都成了事实。

如何管好自己和家属的嘴巴，奉公守法的高官们渐渐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整套规矩。首先，凡在机要部门或场所供职的人，自觉回避公务以外的人事交际。《东观汉记》称，沛人陈宠在家里办家教，自从进尚书台工作后，“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友之路。”最出名的事例是汉成帝时任詹事令的孔光，此人为孔子第十四世孙，牢记乃祖教导，“沐日归休，兄弟妻儿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好奇，问他长乐宫温室殿的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其次，防止现场或隔墙有耳，尽量用笔代嘴。从议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皇甫嵩传》）。还有中郎将张纯，亦“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汉魏的文书流转制度，凡属机密，都封盛锦囊。为避免泄露，这两位还特意把草稿毁掉。其后，北齐的封隆也有“上书削稿，罕闻以外”（《北齐书·封隆传》），正是汉魏遗风。

也有一条，就是不在私宅撰写文件，怕被家人看到。《汉书·何并传》记，“（何并）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让家属住*家分配给他的宿舍，也是出于信息保密需要。这是非常谨慎的典型。一般的规矩，家属随任，但不许进入签押房即办公室。又如*时魏文帝的卫尉员外任嘏，凡住宿公府之后书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绝不涉及一点公务，“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览》卷）。

魏晋南北朝时代，漏泄法令仍然严格。晋代的侍郎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朝臣，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定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种弊端看轻或看重，也是因素。比如清朝齐的几个皇后，多具“平民风度”，交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

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什么皇帝以泄密得罪。把这种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信息安全保障构筑的转折点，是在唐代。当时的状况是，一方面，为提升*的行政效益，开始全面实行信息交流机制，另一方面，因内外、部门、层级、官民及其信息性质、机密程度各有所差别的缘故，信息安全更受注重，相关的法制也日渐细密化。

唐律，凡事关出兵、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密的，本人处死，妻儿流配二千里。与*间谍书信来往，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刻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需要保密的重大事故，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大臣密奏而漏泄的，判入狱一年半，倘若泄露给*使者得知，加刑一等。

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仍然漏泄给*使者，也不加剧到宣判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别机密性质、级别，以及或许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前要细密多了。

其实，什么属于唐代《职制律》规定的“漏泄大事应（保）密者”，司法解释上仍有巨大空间。从史实看，凡皇帝单独召对或极小范围内的机密谈话，事关重*策或人事变动等，但未能产生决策，或已决策而未能公布的，都属于需要保密的大事。

但有唐一代，栽在这一条上送命的官员罕见。唐代宗时，有个艺术待诏贾道冲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最终还是改为流配岭南。唐德宗时，窦参任相，引用堂弟窦申（官任给事中）为其招权纳贿的帮手。凡有大臣举荐担任，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打呼，时间一长，大家都称窦给事是“喜鹊”。后来窦参为此下台，贬为郴州别驾，而有司给窦申拟定的处分也止于配流。德宗不满，说是“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这才加重处罚为赐死（《*史补》）。由此可见，是否援律加罪，关键还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种格杀勿论或汉魏时代完全凭君主情绪来处理的现象，这时就很少见了。

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加强从纪律方面加以提出。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得擅入，后来又规定先向御史台办理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此处任长官。殿中侍谏议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来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疏远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大概是匆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广平布政使。当时政坛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县丞而自己违纪，张镒在礼部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禁止随便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体制。《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子都督”；另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违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信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入狱两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又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五代之后的*机关保密政策及相应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用宋代传统。以两宋为例，事*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为重要。《梅诗话》卷上：“（施）逵……状元及第，仕至兵部侍郎，复以出疆漏语，被诛。”同样，当时与宋朝交*的金朝也有如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0称，金主完颜亮造舟调兵，欲攻南唐，又派翰林学士施宜生赴临安祝贺新年，迷惑对方。当时宋高宗已看到谍者关于*备*的情报，但不太相信，便让吏部侍郎张焘接待施宜生，借同乡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见随同出使监视他的女真侍从正好不在，便假称聊天气，说：“今日北风甚劲”！又顺手举起案几上的毛笔，道：“笔来（谐音：必来）！”岂知如此机密的对话，居然仍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归，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元年，余为侍中舍人。时掌权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乱开这些玩笑。《邻几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

按要求，像他这样他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制定律令，而制订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表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到这份名单了，为打破走露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来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公布，晏殊一看，和今天所见大不相似，“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前任皇帝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即将公布后，却成为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说真宗病重，已糊涂了，*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构陷。但真相到底怎么，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起来，从而变成因遵守保密政策而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来看，两宋君臣对保密政策的执行远不如明朝。仁宗初年，钱惟演拜中书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儿子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儿子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大臣反觉得“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侄子。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父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偶然在侄子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母亲：“翁明日（拜）相矣！”*总理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得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政策落实不力，大臣们的懈怠自然难免。史书上，两宋大臣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为此而泄露闯祸的还有。《挥麈录》说，宋神宗初登基时，历任三朝皇帝的曾公亮当政。言官滕元发和杨绘摩准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抱负，找个机会进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神宗说：“那他们为什么都不写文字呈送？”两人便承诺各自具奏。建议即位的奏议，何等大事，可滕元发是在家里做这篇文章的。他儿子滕申见到了，忙去告诉曾公亮。曾亦连夜撰成辩析文字，抢先递呈皇上。

翌日，滕、杨二人求见神宗，还未将奏牍拿出来，神宗怒斥道：是要讲某人吧？别人已经先来辩析，文字都留在这里了。“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轻率乃尔！”请曾公亮罢相交权的策划就此作罢，滕、杨二人也因而丧失皇帝的认同。稍后，杨绘得知是滕申泄密，衔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发在池阳任知州，杨绘去探望他，饮宴甚欢。席间杨绘突然问道：“你那些贼汉令弟还活着吗？”原来曾公亮之后向神宗力荐王安石继任执政，并于交权后暗中支持他变法，而滕、杨等都因拒绝新法一贬再贬，所以它们都把这起泄密事故当因果联系的一个关节看待。

这些现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闻见录》里举过两例：余嵘任中书舍人，不会写制书。奉旨撰制诰时，必令表侄应镛代笔。后来应镛出任安吉县令，他竟派人骑快马将制书由头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时里面来催古代官员牌匾内容，余（嵘）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之人未回”。还有一位掌知制诰的陈贵谊，“凡常行词，皆嘱潘子高拟稿，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中枢文件，居然是在这些流程中形成的，所以南宋*的信息隐患很突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仅高宗时期，就相继有杨邦弼、汪渤、陈、章岵等人因“探报朝廷事传播于外”或“窥探朝政密报相闻”而被贬斥或降格。

只是这种惩治，似乎并不见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闻内降诏旨，未经清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语。”在这些状况下，无论宋金对峙还是宋元对峙时期，许多军政外交信息都被别人获悉，前面说到施宜生通风遇害，便是一例。现在想来，南宋在对金对元*争中，从来就进入被动挨打地位，信息安全没有保障也是因素之一。

其实，首先需要为南宋保密政策败坏负责的权相秦桧，倒有过利用这些现象歪打正着的急智。《史》载：有一段时间，临安市面上现钱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响。京兆尹曹泳向皇帝告急，秦桧笑道：“这种事好办！”马上将监造仪物器仗的文思院总理召来，故作慎重地给他下令：“已得旨，要变革币制了。你赶紧依目前的夹锡钱配比，铸一缗新的钱样来送皇上审批，现在流通的钱通通废除。”该员唯唯而退，马上布置铸范做样。接着便是现钱全跑了下来，“物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钱）样上，寂无所闻矣”。钱币改事*家经济根基，如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上去毫无黑色幽默的意味。

根据南宋*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推断，信息窃取的渠道，“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即皆传播”，涉及面实则将各个机关一网打尽。但预测出来，若非另有理由，敢拿仕途冒险而违反保密纪律的政客因此是少数，更多的“传播”者，还是这些有机会接触信息而无所谓政治前途的吏员一类。所以古代的保密模式，都把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禁止任意出入和串岗的特色制度，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南部新书》载，唐代长安，“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说郛》卷四七记：“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古人称左右丞相和六部尚书为"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俟韩愈任吏部尚书古代官员牌匾内容，道是“人因此怕鬼，因为没见到鬼。假使经常见鬼，就不会担心了。令史也有极其--这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识吏部令史，所以觉得它们势重，如任其出入，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据《说郛》称，从韩愈执掌吏部起初，该部不禁吏员出入。韩愈的见解，听似颇有道理，其实纯属书生议论。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仍然是纳贿弄权的“事故多发地段”，其中作用尤称恶劣的，正是这批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的吏员。

成为整个专制时代的礼制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方式上仍然延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非常高的元代，也是这么。元胡祗《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便进出。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来往。”管束范围更扩大到通常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

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门，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抓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估计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晚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讯，反作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古代的现实写照。

虽然是惩于前朝教训太深，清代保密体制的严格，堪称为最。《大清律例·吏律》规定，凡漏泄讨袭*联军、收捕反叛将徒信息的，斩首。近侍官员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斩首。由皇后“钦定”的高官处分则例要求，军政长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须由各机关首长亲拆和登录，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级衙署间的往来文札，如系紧要者需要密封投递，并由各机关首长亲拆收贮。任何题奏事件在未经发抄（即登录“邸抄”）曾经，官员之间“不得相互谈论，如有漏泄，将承办官降一级留用”。

《新世说》称，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盐帑被人密劾，廷议查抄。其父母亲家纪晓岚在刑部值班获悉，忙派人乘快骑送一封信给他。卢雅雨折开一看，内无半纸一字，是个空函，但装有几片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岳父借物传告“查（茶）盐空”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事发后，纪昀虽然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漏泄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到：“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处死，足见彼时惶恐。

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为提高保密，还有非常严格的严防措施，如高级军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择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吏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种保密政策，对于清代后期中央政体制度的巩固与强化，特别是*统一大业的推动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一切官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强悍的地段则是科举考场。为保证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唐朝首创科举以来，历代*在科试实践中逐步产生了一整套包含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机制的保密政策，迄清代达到最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处之严，罪至大辟。

*教授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体系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形成的鼓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变成清代整个保密体制彻底塌毁的突显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已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会试是清代科举三级考试中最初一级，试题由宰相钦点的评委入闱后，一同拟定再密封进呈，“御览”后再用黄纸固封发还，在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兵部的严格监督下封门发刻刷印，当场包封严固，钤上刻制，连同印版及印坏作废的余纸，亦作同样处理。直到即将开考启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内，所有接触过试题的人全被关闭在昼夜封锁的闱院里，按说已称万无一失。孰知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之一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胸有成竹。

当试期将近时，“治筵邀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辩。顾语座客曰：'益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原来潘祖荫自忖在四个主考中地位与科名最高，入闱拟题时，同僚其实惟有马首是瞻，遂在腹中拟定了二场经文的题目为“介我眉寿”，然后假借鉴赏古董为名，先将试题泄漏给了与他为老乡的考生们。迄入闱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受命惟谨。”用现代话讲，就是主持阅卷的领导给你们颁发了标准答案，哪有不听从的。结果开折弥封试卷录名填榜时，潘大人“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说破关节骇人听闻的泄题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间变成了。

然而府衙大堂“慎”字，告诫官员言语行事慎重严守保密政策，但也很多的官员言行不一，有失公正，失去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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