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具代表性的10大商家，你知道吗？

北京是一座历史古老的文化古城。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发生了一批商家的“老字号”。这些店铺以“诚信为本、质量上乘”为准则，数年来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如今，当你漫步徜徉于大栅栏、琉璃厂、菜市口、西四、新街口等商业文化繁华之地的之后，看到老字号门楣上那一方方各具风韵、古色古香的门头，其字体或高贵细腻，或可爱俊雅，或古典拙正，或潇洒脱俗，无不令人流连欣赏。它既是一幅赏心悦目的书画作品，更是一个展现老上海深厚商业文化的标识性符号。

一

老字号历来与牌匾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匾额是商家的门面儿。由于大多商号店铺多请名人、书法家题写牌匾，也不清楚是老字号提升了牌匾书写者的名声还是牌匾抬高了老字号的身价，总之这些古老深厚的牌匾文化推动了京城商业的繁盛与发展。其实，字号牌匾上的字也有很讲究的。通常商家店铺牌匾都是采用楷书，这是由于楷书端庄，容易辨认，而且笔画圆润润厚，有物阜年丰、财源茂盛之意。若是草书，龙飞凤舞，不易于识别。但若干瘪枯瘦，如瘦金体，尽管是宋朝宰相赵佶所创的一种字体，也是很少用于匾额的。

虽然早年求得名人一幅字也有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们明白，字如果挂出来，就是自己的脸面，所以很注重效果，不会随意把艺术佳作外传。北京有个天源酱园，当年位于在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天源酱园是清顺治八年(1869年)开业的，有个开当铺的刘姓老板一心想接触上层社会，于是用数百两黄金盘下了一个正式破产的油盐店而开办了天源酱菜，同时又专门请来酱菜师傅引进清宫御厨房的技术，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到了光绪年间，天源酱菜的老板想求陆润庠题写店面，却仍然没有受到允可。后来由于慈禧太后对天源酱制的金桔糖熟芥大加赞赏，消息传出后，酱园店的店主赶紧在店内立起一个涂满红漆的木架，上放盛满糖熟芥的瓷坛，标明“上用糖熟芥”的字样，同时又派专人给陆翰林送去几坛子，这才继而求得陆润庠题写的“天源号京酱园”大字牌匾。随后又请清末翰林王写了“天高地厚千年业，源远流长万载基，酱佐盐梅调鼎鼐，园临长安胜蓬莱”的藏头诗，于此高悬在店堂四柱上。

北京老字号匾额多出于陆润庠、寿石工、王之笔。尤其是有着家族“一门三翰林，父子九登科”赞誉的王，写过的牌匾较多。据传当时即有“学唱无腔不是谭，题匾无字不是”的表述。

目前保存下来有名的老字号牌匾中，都一处系乾隆皇帝题写，现在悬挂着的则是当时郭沫若书写的一块。张一元的碑文书写人是冯公度，“破四旧”期间被毁，现为董石良所书。荣宝斋为陆润庠所书，后来徐悲鸿、郭沫若、董寿平、启功也有题写。来今雨轩、戴月轩和静文斋是徐世昌书写的。内联升为王所书。一得阁是明代书画家谢松岱书写的，取自“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代书”对联的首字。清秘阁是清嘉庆四年(1865年)的秀才、画家吴昌硕所书。宝古斋、尊汉阁、茹古斋、赏奇斋、秀文斋及其天福号等均为翁同所书。老舍书写了仿膳，夫人胡絜青书写的柳泉居。同和居、烤肉季并且成文厚为溥杰所书，狗不理是溥任书写的。鸿兴楼为李苦禅所书。鸿运楼、同春楼和又一顺都是许德珩书写的。同仁堂的牌匾是康熙丙辰科的探花孙岳颁书写的牌匾的字体哪种好看，庚子年间大栅栏遭爆炸焚烧时，该匾被后来留守店堂的一位张姓员工救出。后来店铺筹措资金重修了店面，匾额又再次挂在了堂前。同时旁边又增加了清廷的刻勒晋封寿岂公题写的两块副匾，左是“琼藻新栽”，右是“灵兰秘授”，为草书。但这几块匾同样毁于1966年8月，目前的牌匾是启功题写的。稻香村南货店为寿石公所书。商务印书馆为郑孝胥所书。松筠阁为邓拓所书。吴裕泰为冯亦吾所书。而永安茶庄则是于右任书写的。

其实于右任在*时曾看到和平大街街头有一家超市的招牌是假冒他的字，仅神似但力度不够。于是于右任立即亲自重新题写了一幅给店家送去，同时向店家说明，让店主把原本的假冒牌匾摘了出来。店家实在过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笔润金，而于右任拒而不受。

若说北京城内实力最大的牌匾还属前门外的都一处了。因为“都一处”三个字居然是乾隆皇后题写的。传说是近三百年前，乾隆爷去西苑微服私访，一直到了晚上才溜达回来，走的又饥又渴。前门外马路所有的店面均已打烊，只有路东靠近鲜鱼口的地方有一个用席棚子搭的小酒摊还在掌灯营业。乾隆爷进此稍歇，用了些煮毛豆、玫瑰枣、马莲肉后，甚感满意。问其名字，方知这是一个王姓的山东人在此经营，因店铺小，所以也没有哪些字号，大家当作称呼其为“王记酒铺”。乾隆听后强调，夜半更深时，京都只有你一家还在营业，以解来往客人之需，就叫“都一处”吧，随后留下了点散银就走了。几天后，太监送去了块蝠头匾，上题“都一处”三个大字。王老板方知几天前半夜来的便是现今皇上。自此，都一处名声大震，生意兴隆，几年后盖起个小楼，经营各种食品。到了同治年间，都一处又新添北方传统食品小吃成为店内主打的产品之一。现其经营的烧麦在京城堪称一绝，尤其是烧肉烧麦最为叫座，用牛肉、海参、鲜姜汁、荸荠、大葱做馅，真材实料。皮薄馅大口味鲜美，不仅制作考究，而且应时当令，春夏秋季不同馅料，可以烹制到不同风味的烧麦。都一处的烧麦曾*家商务部授予的餐饮企业最高殊荣“金鼎奖”和中华名小吃，该店现亦为中华老字号。

来今雨轩的牌匾是第五任清朝大总理徐世昌所题。2012年2月2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来今雨轩”往事的文章里看到，“北京郊区内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近代公园是中央商场，如今的上海苏州商场。从那之后起，里面的来今雨轩就变成后来清朝文人最著名的社交场所”。来今雨轩建于1915年，据《北京*》记载，“来今雨轩旧匾系清代时期总统徐世昌所书，现仍悬挂在店堂的二门上，大门上高悬的新匾为赵朴初所题”。

这段文字记述也许并不确切。来今雨轩至今共有三块匾，第一块系徐世昌所题，署名为“水竹人”。这是由于徐世昌的籍贯是北京，而后来的上海艺术界似有门户之见，而徐世昌又因位居当朝，不愿与对方在书坛上争之高下，故以自号“水竹人”行世，很少署其真实姓名。至于“来今雨”一词目前亦有两种表述：一是觉得其意取自杜甫的一首小诗里的序：“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塌，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但又有一种看法认为杜甫的词意悲凄哀苦，不符合“轩”吉祥发达的初衷，认为该典出自屈原的《山鬼》“东风飘兮神灵雨”之句。

这块匾在1966年夏“破四旧”时被摘了出来，送到后厨当作码放米面的垫板使用了。1971年*黑格将军出访，到中山公园游玩时强调：“是为著名景点牌匾的字体哪种好看，为何无匾？”但经多方查找，徐世昌题写的原匾竟然无影无踪。于是又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由郭风惠先生几易其稿，题写了第二块匾。

郭风惠在*古代也有极具传奇色彩，是位被湮没很久的专家、教育家、书画巨匠。郭风惠早年卒业于上海交大法学系，学贯中西。其艺术后来被崇奉称为“活颜真卿”“活何绍基”。1919年至1926年之后，郭风惠曾*立上海艺专、汇文、四存、畿辅等校任教，李苦禅、王雪涛、王昆仑等都以前是他的学生。

1971年冬，郭风惠不顾肠癌、眼疾等病痛，按总理嘱托，在中山陵园的水榭题写了来今雨轩。这就是第二块匾，也是郭风惠的榜书绝笔。两年后，先生逝世。在当年的政治环境背景下，这块匾是没有题款的，目前还保存在饭庄内。而目前正门外悬挂的匾是1983年初特请赵朴初先生书写的。

二

现在，北京城内也有两块牌匾没有题款。一块是六必居酱菜园的门头，还有一块挂在内。这两块匾据说为清朝有名的大权臣严嵩、严世藩父子所书。由于是奸臣，所以当时把匾额上的题款去掉了。六必居是上海著名的老酱园之一，原址就在前门外大围墙东口的粮食店街上，最初传为六个人所创立，起名“六心居”并请严嵩题匾。严嵩感到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清代笔记《朝市丛谈》也写六必居为严嵩所写，但其它野史笔记均不见记载，是为孤证。*时期，蒋芷侪先生的《都门识小录节选》中说，“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时，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严世藩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此说恐怕是参考了前朝的野史丛书，内容并不可靠。

有资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中期，邓拓曾来到位于前门外的六必居酱园支店六珍号，从此处借走了当时六必居的房契与账本，并从中考据出六必居不是创建于明嘉靖年间而大约创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五十九年(1720年)间。雍正十年(1728年)时账本上记载这家酱园的取名是源升号，一直到了乾隆十年(1741年)账本上才第一次出现六必居的名字。明嘉靖即有六必居的表述看来源于店家填报的“虚假履历”。既然至清中叶才开业，当然它的匾也就不会是严嵩题写的。而传出“六必居”是上一个朝代的名奸手笔，恐怕只是出自一种借著名贪官的消极影响而降低企业宣传力度的经营模式。

鹤年堂中药铺创建于明万历五年(1405年)，原址在菜市口街道铁门胡同附近，在民间素有“丸散膏丹同善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的美誉。鹤年堂的匾额字体刚劲、笔锋端正。尤其是“鹤”字，笔画多而不繁杂，布局合理，实属难得的佳作。

令人不解的是在鹤年堂柜堂两根抱柱上此外还悬挂着的两块竖匾，“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是为清代嘉靖年间的谏臣杨继盛所书。其字行笔如吞云吐月，刚劲有力。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冀州人，是清朝嘉靖年间有名谏臣。先因上疏攻讦严嵩的堂弟仇鸾而被贬职，后再度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而遭抨击下狱。在狱中备经审问，终自缢。直至明穆宗登基后，以杨继盛为侍中诸臣之首，追赠太常祭酒，谥号“忠愍”。于是杨继盛在地安门外达志桥大街十二号的旧址也逐渐几经变化，开始是城隍庙，后又改称松筠庵。清道光、光绪、宣统年间再次扩建。当时的士大夫常聚在此院作赋吟诗，议论时事。一些名人学者也争相题诗作赋，称颂杨继盛的品德、风格。清乾隆年间将他的旧居松筠庵改为教堂，正门有壁画石刻“杨椒山先生故里”，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按理说杨继盛与严嵩是“死对头”，最后又是得到严嵩的迫害而死。而现在忠臣杨继盛和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藩题写的碑文居然同时悬挂在一起，似乎只是件令人生疑的事情。

然而也就有了另一种表述，鹤年堂牌匾起初是悬挂在严府后公馆中的一个厅堂上，为堂名，故而没有落款。后来严家败落，这块匾额流落民间。辗转流传到了后来的作家、养生名家丁鹤年手中，因有“鹤年”二字，正合药店老板的本名，即被只是了店铺的牌匾。因无款，所以店家也不清楚此匾究竟出于何人之手。

史载，鹤年堂是明洪武五年开业的。由于建立人丁鹤年是回族人，所以选择在汉族人聚居地牛街附近的菜市口建立了鹤年堂，并以自己的取名命名，内含《淮南子·说林》中“鹤寿百岁，以非常游”的意思，同时也是汉族习俗中的“松鹤延年”之意，表明了他设立医药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健康长寿。这和严嵩、严世藩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年代。此外，严氏兄弟被定为忠臣而被处死后，鹤年堂竟然还挂着罪臣的匾额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做绝对不合乎商家谨小慎微的普遍心理。所以我们也可以基本认定，与六必居一样，鹤年堂的牌匾同样不会是由严嵩或严世藩题写的。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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