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千年古都：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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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老北京的匾额作为金、元、明、清四代的首都，北京有着古老的都城史，其间兴建了大量的皇室宫殿、寺观、祠庙、书院、会馆、店铺、宅地或者园林。这些建筑上多缀有石刻，以标注其名号、涵盖其功能或起到褒扬、彰显的作用，匾额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史籍中曾记有秦汉时期宫殿建筑一些名称，如未央宫、宣室殿、清凉殿、天禄阁、石渠阁、承明殿、金马门、麒麟殿等，从记录中证实，此时的建筑早已有了题名的做法，这只是匾额的雏形。紫禁城乾清宫中的“正大光明”匾额南北朝书家羊欣在笔阵图中记有：“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宗庙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可知萧何是见于著录的初期题匾者。而且，最初的石刻以竖匾居多，后

2、逐渐转变为横式，匾额悬桂的范围分为屋内和室外，室外的多悬于皇室宫殿、寺庙教堂、亭台楼阁、书院会馆、店铺门面等，而屋内的则为深宅大院、建筑群之内。按材料划分，有壁画石刻、木刻对联及灰制碑文。北京作为千年古城，匾额之多著名匾额，令人目不暇接，它们多由自古代名人和艺术家之手，而且按照功能和时代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征。从现存的匾额来看，其用途大约分为古迹题额和商店牌匾。*之前，古迹题额以“御笔”最多，其余者为身份显赫的翰林书家之作。“御笔”中最为御用的当属紫禁城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额，此匾宽4.4米、高1.3米，原为清太祖洪武书写，结体苍秀，灵动自然，今悬者为乾隆帝摹本。最初由顺治

3、皇帝书写，由于勉励自身及训导子孙之意，后因政治的必须，此匾额协助完成了雍正帝以后的皇后秘密立储制度。除皇室匾额外，旧京的牌坊也颇多，著名的有月坛牌楼、东单牌楼、国子监的成贤街坊、东塔院前的琉璃砖影壁等，牌坊上的题字也均由自名家之手。*时期，匾额在形制上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上而是采取了之前的风格，但也显现由一些具有时代传统的新匾额，例如，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紫禁城神武门换上了政坛书家李煜瀛以颜楷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字体大气壮阔、超越古今，此五个大字与紫禁城相得益彰，在时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在时任北京*内务总长朱启铃的主持下，将原北

4、京内九城城门满汉文匾额换下，请前清翰林、杭州名士邵章重新题写，并将字体制成石匾镶嵌，九门分别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而据民间盛传，随后修建的城门一一“和平门”原名为“兴华门”，其匾额为奉系军阀张作霖花300块大洋求津门名家华世奎所书，后因“兴华”之名与革命英烈李大钊女儿星华之名谐音，似有不详之意，故改名为和平门，匾额还请邵章题写。在民间，北京人把用作商业的房子称为“门脸儿”，也称“铺面”，经营者除了要将“门脸儿”装饰得体，还要起上一个响亮的名号，并请名书法家专门题写，以此来引发他们的注意，好的匾额除了能吸引过往者的品头论足，

5、还能招徒潜在的生意，所以顾客对自己的匾额非常注重。科举时代，一般的店铺喜用正统的颜或书法篆刻，一是行书容易辨别，二来饱满的楷书象征着物阜年丰，财源茂盛。陆润庠题写“荣宝斋”匾额进入清朝，*各省的硕学鸿儒、书画名家云集京城，这也为店家题写题跋提供了便利，书写者除包含遵循传统的前清翰林外，还由现了带有创新意义的碑派书家新作，这些样式迥异的牌匾在旧都的街市之上，争奇斗艳，绽放异彩。据老南京人想起，匾额中最为由名的是地安门外由郑孝胥书写的“为宝书店”。这四个大字写得法度森严、笔力凝重，刚劲中现婀娜，柔媚中存劲健，为京城匾额中之最耀眼者，惜今已不存。现在*通用的“交通银行”匾额也是

6、他的杰作。其次是以魏碑见长的铜山张伯英题写的琉璃厂“富晋书社”匾额，字体潇洒俊逸、铸铜铸鼎，集两汉碑版于大成，琉璃厂“墨缘阁”“观复斋”也为其所书。再者也有在京城中有无匾不恕之称的冯恕书写的张一元茶庄匾额，字体宗法鲁公，苍劲浑厚，且具有行书笔意。以上二人之作品，均为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题匾之作。总体来讲，京城中名家所书题跋按地区划分，以琉璃厂最多，“宝古斋”古玩铺为翁同稣所书，实系金石家陶北溟设计，将“赏古斋”中“赏”字改为“宝”字而成；“萃珍斋”匾额为印人寿石工书，“韵古斋”由自遗老宝熙之手，“静文斋”南纸店为大总理徐世昌所书，“开通书社”为藏书家傅增湘题额，“邃雅斋”是画家姚

7、茫父题写，“来薰阁”、“琴书处”为河北三杰之成多禄所书，“藻玉堂”为新会梁启超书，“虹光阁”由自上海华世奎之手，海王村水库内的“长兴书局”为碑派大师康有为书。其他的也有朱益藩写的“信远斋”、张海若写的“松筠阁”、孙贻经写的“翰文斋”、樊增祥写的“穆斋鬻书处”。琉璃厂之外，常为商场题匾的书家还有潘龄皋、李钟豫、韩毅、谢需、王琼、吴兰第、悻毓鼎等，他们的书画各具千秋，风格多样。北京*中的一些官员也喜丹青书匾，有儒者之称的直系首领吴佩孚，擅长书法，其匾额却以特色的颜楷题写；西南军首领冯玉祥喜八分书，题字多用隶体；步军统领江朝宗题字多为颜玉泰代笔，从中可见其附庸风雅的一面。京师大学

8、堂匾额科举时代，皇权专制体制对艺术的使用有着苛刻的规定，从皇室的谕旨、诰封、起居注、账册、奏章、科举试卷，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用联和商铺牌匾均要用端正的欧或草书隶书书写，其限制范围除了限于土农工商，连皇帝也不能破例，乾隆帝喜作赵体书法，但题写雍和宫（雍正帝登基前之雍王府）大殿前的活佛教丰碑碑文时而是采用了正规的颜体，此体也有颇具明清宫廷装饰性的应用字体。乾嘉以后，碑派盛行，学北碑的人渐渐增多，但在即将场合中，还是不便使用碑体绘画。而且特色的匾额对字体也是严格规定，一般为榜书，书写时需要留意三个技巧，一是笔画要粗，显得粗壮，二是要横、竖、撇、捺相对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体中

9、心部分比重要大，字体苍劲、凝重适宜匾额书写要求，所以清朝民初，京城中善书题跋者像颜楷高手翁同稣、华世奎、邵章、冯恕、成多禄等都颇有此道。*以后，随着新时代的将至，对字体的限制才渐渐放松，一些颇具新派意识的书家起初以自己擅长的书体题写对联，但在传统保守人士眼中，这种作法是不合体例和规矩的。总之，*时期京城匾额将蓬勃发展的绘画风格全面展示。而且，书风并未因遭到门派和政坛的制约而趋于单一化演进，虽然匾额书法在清廷时代得到了礼制的限制，但处于新时期著名匾额，书法风格的多元化与悠远北京文化气息逐渐融为一体，牌匾艺术也作为展现明清北京艺术创造的契机，将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书画艺术精品永远留在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本文作者：邹典飞首都博物馆馆员原刊*内文化报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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