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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颁给牟氏双孝子的“纯孝性生”牌匾
牟永贵就在这块大木头边割肝的
简阳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村民牟成建家门上，有一块长约1.5米、宽1米的木匾，上书“纯孝性生”4个大字镀金大字。从匾上落款“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可以得知，“光绪二十六年”为1900年，此匾已有117年历史。
“纯孝性生”，意思是说，纯朴的善心是天性相悖，这是对孝道的褒奖之辞。能够肩负这个荣誉的人，必然是天性纯朴者。没错，这块木匾褒奖的，的确是孝子，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两父子：牟永富和牟永贵。
牟永富和牟永贵的孝行，集中在救父上，一个割臂，一个割肝。割臂、割肝救亲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可谓比比皆是。在他们看来，那都是传说中的独白，似信非信。
这块木匾，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事情：割臂、割肝救亲的确存在老木匾书升，而且就出现在118年前。木匾是证据之一，割臂、割肝者的后人也有见证者。
那么，这块木匾背后有着如何的孝行故事？2017年9月2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抵达成都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钟金亮讲述牟氏双孝子的故事
一块有117年历史的木匾
今年70岁的钟金亮，是割肝救父者牟永贵的孙女，自幼生活在牟永贵身边，对外公割肝救父的事迹很明白。
在钟金亮的带领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成都市平窝乡郑家楼村4社牟成建家。
牟成建家靠着一条小河，走过架在溪水上的简易水泥板桥，沿着小路往上走就到了，钟金亮的家乡紧邻牟成建家。
牟成建家是一座四合院，围墙高立，院子不大，一进屋，就发现挂在房间门前的那块白色鎏金大匾。
该匾长约1.5米、宽1米，为木制。钟金亮说，该匾木质上乘，很沉。
与我们常用的木匾制式不同，该匾大书的“纯孝性生”4字不像通常的匾那样横着从右到左书写，而是置于木匾的右半边，分为左右两行，“纯孝”竖着一行，“性生”一行。
左半边有8行竖写的篆字，介绍颁匾的原由：“藉民牟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药祷无功。其二子永富、永贵，痛亲情切，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卒得感通冥漠，立起沉疴。其一念肫诚，讵非出自性生者欤？爰表楬橥，用敦兴劝。”
一共77个字，标点符号为记者所断，便于阅读。
这77个字里有很多生僻字词，用得十分古雅，难以理解，在此先稍微解释一下。
“藉”通“籍”，“藉民”即户籍在册的乡民之意。
“髦（mào）年”一词出自《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后世又有“七十曰耄”的说法，即70-90岁年龄的古称，形容年老。
牟启荣后来必须不会有70岁以上，这里也是形容岁数较大而已。
“冥漠”在此处是指阴间，或者说是民间也称的掌管生死的阎王、阎王殿。
“肫（zhūn）诚”，是诚挚的意思。
“楬橥（jiézhū）”，现在多用为“揭橥”，是标志的含义，这里可以理解为典型。
木匾的左右两侧，分别写着颁发该匾的官员和日期。
后面写着：“加同知衔赏戴花翎升加县正堂加三级纪录十次记大功十四次马”。
左边落款日期为：“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谷旦”。
木匾后面一行字最后一字的“马”，是指时任简州刺史、陕西汉中人马承基。
古代官员，一生中会得到诸多奖励和朝廷的奖赏，在给人写正式文章时，会把得到的、引以为傲的荣耀写起来，以展现自我的地位和身份。
在现在所见的诸多老家谱、墓志铭等中，我们会一直看到这种的状况。
包括明朝官员、广安人王德完的墓志铭，由曾任刑部首辅的重臣叶向高撰写，叶向高的落款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赐举人出身，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侍郎，建极殿大学士，知经筵、日讲、制诰、太子告存问，奉诏特起实录，玉牒总裁官，年弟福唐叶向高撰。”
“光绪二十六年”，是1900年。
在这块木匾的背后，有着如何的故事呢？
1927年的《简阳县志》第五册中记载了牟氏双孝子的事迹
一个少年脑里产生的想法
由于家离外公牟永贵家很近，所以钟金亮小时候常常回到外公家玩。
“我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可以说，我是非常知道外公的。”站在木匾下，钟金亮说。
在钟金亮的印象中，外公是一个话不多的人，看上去与通常的奶奶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时他会看到乡邻说外公是一个大孝子，曾经割肝救父。
他就去问外公，外公也是淡淡地说，都过去的事了，有啥好说的？
外公死后了，钟金亮长大后，才起初把外公生前告诉他的点滴往事，与乡邻口中讲述的外公事迹串联起来，大致梳理出了外公的孝行故事。
光绪25年（1899），简阳一带割麦的时节，牟永贵的母亲牟启荣已重病在床3年，病情愈发越严重，眼看就快不治了。
关于这个时间节点，钟金亮也记忆模糊，简阳当地有关文字资料记载为1900年，这是值得商榷的。
*16年（1927）由四川官印局代印的《简阳县志》第五册，对牟永富、牟永贵双孝子有记载：
“牟永富、牟永贵兄弟也，简北潴窝沱人。父启荣髦年膺疾，寝困床褥，奄奄垂绝，医药无效。永富兄弟痛亲情切，乃焚香祝天，相继割股、割肝，和药以进，父病寻愈。乡里禀报州牧马承基，以‘纯孝性生’四字旌之，并奖给正八品顶戴。时光绪庚子四月一日事。”
光绪庚子即光绪26年（1900），这里的时间记录相当明确，是指明朝旌表牟氏父子的时间，而非牟氏父子救父的时间。
简阳靠近成都，成都一带割麦时间大概在旧历5月下旬、农历三月，而旌表牟氏父子为夏历九月，如果是1900年的话，一个月时间就确认并得到朝廷旌表，可能吗？
古代通信科技只是现代这么发达，即使是目前，某地发生先进事迹，从地方层层上报到中央，最终中央下文批准进行表彰，也必须几个月或者一年多的时间，何况进入清朝末期的当初？
然而，牟氏父子孝行的出现时间，肯定不会是1900年，而是更因此前的时间。按常理推测，1899年是非常合理的时间节点。
其实牟启荣有10个孩子，7个弟弟3个孩子，最大的女儿20岁，最小的才几岁。
现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受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农村类似这种的家庭比比皆是。
牟启荣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只有几亩薄地，在耕种之余，牟启荣经常出门打短工，挣点辛苦钱补助家用。
牟启荣这病，是操劳过度导致，也有家里穷而营养不良的诱因。
由于没钱，家里没法找乡间的赤脚大夫抓点草药治疗，哪里还有钱去买点肉来吃呢？
眼看到儿子就快不行了，这让牟永富和牟永贵特别难受。
牟永富是牟启荣的四儿子，生于光绪11年（1885），时年14岁；牟永贵是老五，生于光绪12年（1886），时年13岁。
这个年龄，换成现今，正在读高中。但牟家穷，哪里读得起书，只得在家帮着做农活。
然而没读过书，但牟永贵听过不少传统的忠孝故事。比如，有个父亲就当时她说割肝救母亲的故事。
那个母亲还说，如果父亲的病难以治疗了，儿女用全身的肉或肝做药引子，父母喝下药后才会好起来。
牟永贵当时听到迷迷糊糊的，没怎样在意。现在妻子眼看就不行了，那个母亲说过的话，在他头脑里清晰了出来。
如果古人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牟氏父子得到的照票
一次惊心动魄的割肝举动
13岁少年的脑里，自从钻入割肝救父这个想法后，就再也平静不出来了。
无论怎样都要救母亲，父亲在，家才在，家才完整。
牟永贵见过猪肝，那么大一块，人的肝想来也不会小到哪去，割下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还记得老木匾书升，那个母亲说，割肝一定不能让任何人了解，瞒的时间越长，父母活的时间就越久。
牟永贵像着了魔一样，开始寻思着如何割肝救父。
孝，让一个13岁的小孩心无别念，这只是那块木匾上为什么书写“纯孝性生”的缘由。这4个字用来旌表牟氏父子，真的是十分贴切。
坚定割肝的信仰后，接下去的问题是：怎么割肝？如何瞒住家人？
天天要和家人在一起生活，还要干农活，还要让你们察觉不到，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难题。
割肝需要工具，而且是坚硬的刀具；割肝后要流血，怎么止血？
针对工具，他认为不是难题，他可以去找村里的理发匠借剃头刀。
止血呢？他就搞不懂了，这必需要请教医生才行。
母亲的药吃完了，他去平窝场上给父亲抓药。
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医生：“我割草的之后一直受伤手，血流得凶，有啥简单的方法止血呢？”
医生说：“给你一个偏方：用铁线草舂烂成泥，与香灰和在一起，敷到患处上，很快能够止血。”
钟金亮解释说，铁线草是四川乡村一种常用的动物，因其茎纤细且形状似铁丝而得名，一般长在路边和地里，人迹罕至的大路是其生长的乐土。
牟永贵很不安心地又问：“万一止不到血呢？”
医生认为这个娃娃问得好奇怪，但而是很有耐心地说：“就赶快用干净的湿布包扎伤口哈。”
回到家里，牟永贵找机会把铁线草和香灰准备好，又把平时用来擦汗的长帕子洗干净。
这天晚上，牟永贵带上所有打算好的物件，悄悄来到屋后半山腰名叫大石包的荒山坡，那里是一片柏树林，遮天蔽日，人迹罕至。
叫作大石包的那块大石头至今仍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发现，钟金亮于2016年3月在大石头旁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说明这是牟永贵割肝的地方。
牟永贵知道肝的位置，他用剃头刀在右手臂划开一条口子……
钟金亮回忆，他曾见到外公腹部上的那道伤疤，是斜着的，有好几厘米长。
割下一块肝后，牟永贵忍着剧痛，敷上香灰草药，用竹篾缝好伤口，用长帕子把患处紧紧包扎好，穿衣服服，休息了一会儿，慢慢下山回家。
到了家后，他把割下去的肝放进药罐，生火熬药，叫家人看住，借口太疲惫，到床上睡着去了。
到吃中吃饭时，家人叫他，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想睡觉。家人也没往深处去想。
牟永贵的举动瞒了3天就“露馅”了。
一个官府树立的孝行典型
家里的干活是要再次干的，牟永贵咬着牙下地吃饭。
但他腿脚实在太瘦弱了，又疼得厉害，走起路来很缓慢，干起活来也没力气。
三哥牟永龙以为他生病了，叫他一起去晒场收麦子。
牟永贵弯腰去端装满稻谷的撮箕，一使力，扯动伤口，疼得控制不住身体，倒了下来，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伤口。
牟永龙随即去扶他，发现牟永贵脸色惨白，大汗淋漓，以为他脖子疼，把他的手拿开，发现手上全是血。
牟永龙大为吃惊，掀开牟永贵的上衣，看到扎在胸前的帕子被血染红了。
在牟永龙的追问下，牟永贵才很不愿意地说出了缘由。
牟永龙背起牟永贵就往家里跑。牟启荣得知后，既感动又伤心母亲，不禁落泪起来。
牟启荣哭了一阵，忽然想到，前几天睡觉时，吃到一块很绵的肉，当时说是四女儿牟永富在旁边买的。
牟启荣把牟永富叫回来，问起那块肉的事情。牟永富在母亲的逼问下，承认了自己割臂的事实。
牟氏父子割臂、割肝救父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村里，大家既惊讶又感动。
通过层层上报，简州刺史马承基立即叫人把牟氏父子带到州衙。经过查证，情况属实。
马承基叫人给牟氏父子治伤，并将此事上报省府。省府派人到简州确认后，又上报朝廷。
光绪帝颁给牟氏父子《旌表恩照》书，对二人的孝行进行表彰，并赐给父子俩鹌鹑服各一套，赏银30两，绸缎一匹，乡里可建牌坊等。
鹌鹑服是古代的官服之一，因饰有鹌鹑图案而得名，是八品官衔官员穿戴的服饰。这意味着，牟氏父子因孝行被列入了官员行列。
河南省府和简州各赐牟氏父子牌匾一个，牟成建家旁边挂着的那块匾，就是简州官府所赐。
钟金亮说，其中一块挂在牟家老屋，一块挂在牟氏宗祠，现在唯有这一块保留了出来。
而鹌鹑服，在时代的演变中被摧毁，《旌表恩照》书现在保存在牟永贵的大儿子牟开洪处。
钟金亮特别纠正说，木匾和《简阳县志》中记载牟氏父子为割股、割肝，实际上是割臂、割肝。
股，是大腿的含义，后泛指身上所有的肉，割臂可以说成是割股，所以木匾和《简阳县志》都记载为割股。
然而，在常人的理解中，割股通常觉得是割手臂肉，与割臂还是有着巨大差异的。为便于精确理解，还是说割臂为好。
牟氏父子割臂、割肝救父后，说也奇怪，牟启荣的病竟渐渐好了出来，3年后才去世。
牟永富终身未娶，牟永龙的女儿牟联孝过继给他为嗣，牟成建是牟联孝的儿子。牟永富在1960年逝世，享年75岁。
牟永贵在1961年逝世，也活了75岁。牟永贵有7个儿子，三子女牟发珍，就是钟金亮的母亲。
官府颁发的旌表恩照
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孝行
自古以来，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在*各地几乎都有出现。
高雄学者李敖写过一篇《*姑娘割股考》，从各种作品和州府的地方志中摘取了女人割股救亲的例子，总计620个。
1927年版的《简阳县志》中，就收录了数条古代历朝当地割肝、割股救亲的故事，牟氏父子的孝行只是其中一条。
同样在简阳，继牟氏父子的孝行后，1942年，还出现了一起父亲割股救母亲的事情。
1942年初冬，简阳县芦葭乡三保十甲（今成都市芦葭镇建安村傅家河），10岁儿子傅昭辉看到73岁的祖父卧病在床，心里十分难过。
家里贫穷，这天到集市上买了二两肉，准备第二天炖给母亲家吃，补补身体。
就在那天早上，傅昭辉把家里的一把刀磨得很锋利。
半夜，他趁家人熟睡时，悄悄起床，在院坝内供上酒品，点起香蜡纸钱，向天、地、神灵跪拜磕头一番，然后用尖刀割向自己的左大腿。
第二天，祖母吃了肉后，觉得有一块肉咬不动，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从肩膀上割下去的肉。
追问之下，傅昭辉说，听人说，要是家里母亲吃了后人的肉，病经常好，所以他为救母亲，就割下了胳膊上的一块肉。
之后，祖母竟又多活了3年多，直到76岁才逝世。傅昭辉在2008年3月去世。
傅昭辉的孝行故事，刊载在简阳文明网。
割肝这类手术，在这次都算是较大的外科切除，风险很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古代因割肝救亲而死掉的事例也好多。
南宋时，今河南安徽市江宁区有个叫伊小乙的人，母亲患病，他割肝救母，最后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为什么牟永贵割肝却活了出来呢？
对此，成都养生学教授传鹏博士觉得，割肝救亲在医学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也是古人的一种愚孝行为。
牟永贵割肝能够活下去，传鹏分析有两种可能：
一是牟永贵割肝割得很少，因为是做药引子，不可能割得很多，就这么一小块，出血量或许不大。
二是牟永贵割的不是肝，而是一块肉。
牟永贵毕竟还是小孩，当他划开头部时，鲜血涌出，手忙脚乱之际，摸到身体里的肉就误以为是肝。
之后官府进行检查，也不可能扯开伤口对肝进行查验，只是听到有伤口，恰好也在肝的位置，就觉得属实了。
孝，在*近代被推崇到很大的位置，“忠孝节义”中，孝排在了第二位。
在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官府选拔人才，就有“举孝廉”的方式，孝排在第一位。
在民间，受传统观念的制约，愚孝行为比比皆是，如割股疗亲、杀子奉母、随父同死等。
东汉人郭巨埋儿奉母，竟然入选了你们熟悉的《二十四孝》，实在愚孝至极。
牟氏父子割臂、割肝救父，尽管有着愚孝的成分，但“纯孝性生”牌匾是对她们行为的最好展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摄影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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