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午的故宫博物院正门——神武门上,悬挂着一块石质“故宫博物院”匾。这块匾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也是今日故宫的一个标志。但极少有人了解,神武门上的这块“故宫博物院”匾,无论是在质地、悬挂形式,还是在匾文字体、书写人方面都曾经历过数次更迭。本文即对神武门上“故宫博物院”匾的更迭进行一番梳理。
一、悬李煜瀛题“故宫博物院”木匾时期(1925.10.10——1930.8.30)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在养心殿宣布清帝正式即位,但根据中华**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后溥仪一直居住在坤宁宫的皇宫。直至1924年11月5日,随着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京畿警备总少将鹿钟麟逼迫溥仪出宫,紫禁城内的小朝廷已经自此终结。
清室善后委员会立即组建。《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章程》第四条要求:“委员会以二个月为期,如遇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大量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之后,另组各项筹建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继续进行。”由此,成立博物馆的决定形成。这个博物馆因为以故宫为院址,又主要负责存放宫内遗存、文献、图书,故被定名为“故宫博物院”。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举行大会,委员们决议通过陆续设立故宫博物院,并借助了《临时组织大纲》、《董事会委员会细则》,还评选出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门举办。作为即将陆续对外开放的宫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自然应该在其出入口悬挂一块书有其名称的牌匾。而在当年,紫禁城外朝的大部分区域已于1914年由先期建立“古物陈列所”,所以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范围只有紫禁城的皇宫区域,其出入口也唯有紫禁城东门——神武门。因此,这样的一块石碑悬挂在神武门上面也就是再正常不过之事了。
书写匾额之事,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董事长李煜瀛先生兼任。李煜瀛是清朝宗室李鸿藻之子,亦*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从小就有浓厚*学基础,在艺术方面颇具建树。据单士元先生追忆:“李煜瀛先生在当时故宫文书科内,粘连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老木匾书升,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敬佩不已。”(单士元:《故宫史话》)这五个颜体大字,在1925年10月10日举行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大会时,已经被做成匾额悬挂在神武门中门的上面。白底木匾配上白色大字,显得十分显眼(图一、图二、图三)。这块匾是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有人民同专制政体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
图一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室”。原注:“故宫博物院开幕时之神武门楼”。
图二李煜瀛所书木匾之细节。
图三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故宫收藏人物写真选》。原注:“故宫博物院五周年院庆时神武门外人潮”。通过匾可知,此照应摄于1930年8月30日前,但详细日期不详。
二、嵌李煜瀛题“故宫博物院”石匾时期(1930.8.30——1971.7.5)
在*、军阀及各方势力的互相缠斗下,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态势不断出现变化。自1926年3月至1928年7月,故宫博物院陆续经历了“维持时期”、“故宫保管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几个阶段。短短三年之间,竟发生四次改组。1928年6月27日*务院第74次大会上,国府委员经亨颐竟还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的提案,幸后来张继先生以大学校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对经委员的提案进行了一番有理有据的否认,经亨颐的想法方无法退却。随后,中央政治会议第155次大会对此事进行了争论,与会代表决定维持“故宫博物院”的机建立制,并借助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1929年2月,国民*担任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教授,故宫博物院的各项工作已经又驶入了正轨。
1930年,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建院的第五个年头。为表示对院庆的祝贺,故宫博物院特别开设了若干展览。这其中,承乾宫陈列明代宣德、景仁宫陈列佛像,这两处展厅均为大体量专门陈列室;御茶房陈列乾隆御赏物品和陈列品、景和门北屋陈列象牙、景和门南屋陈列刀剑、珐琅与篆刻、隆福门北屋陈列古镜,这几处展馆均为普通陈列室。
在这一年的8月30日,神武门原本所悬挂的李煜瀛题木质“故宫博物院”匾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更显朴实、更显正式的石质“故宫博物院”匾(纪天斌:《故宫消防》),该匾依然采自李煜瀛的行书手书,并嵌在在神武门中门洞的正上方(图四、图五、图六)。这块新制的石匾上后来还降低了上下款。对比另一张四十年代的图片(图七),基本可以区分其上款为“*十九年双十节”,而下款则可知为“李煜瀛题”。
神武门嵌挂李煜瀛所题石匾的情况仍然延续至新亚洲建立后。在*内建立早期,石匾上的题款一直存在。在一张拍摄于*内创办之初的图片(图八)中,可以知道发现匾上仍然存有题款;而于1951年底前拆除的“新左门”仍然存在,太和殿与保和殿的东西墙则已有了五十年代初新开辟的随墙门,故基本可以判定此照摄于1950-1951年。
而据年代稍靠后的照片显示,神武门上的这块匾已经没有除去了上下款(图九)。这种情况仍然延续到了1971年神武门重新更换匾额为止。
图四采自《故宫藏影》。《故宫院史留真》中此图注为“*十九年四月二三日故宫于御花园举行游园会时之来宾”,但由匾上已有上下款可知,其时间应晚于五月二三日。笔者推测为当时10月10日五周年院庆或10月21日游园会时景。
图五翻拍自《故宫院史留真》,引自“国立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室”。原注:“悬挂李煜瀛手书‘故宫博物院’门匾之神武门门楼”。
图六神武门,采自《建筑紫禁城》。
图七抗*前夕被劫掠走的大缸堆放在神武门前,采自《故宫沧桑》。
图八景山上望紫禁城。此时是新*建立之初,可以提到太和殿、保和殿两侧已开辟随墙小门,而坐落箭亭以南文渊阁以北的新左门仍然存在,此图应摄于1950-1951年间。
图九*内成立后的神武门。其上仍然嵌有石质李煜瀛手书匾老木匾书升,但已无上下款。
三、嵌郭沫若题“故宫博物院”石匾时期(1971.7.5至今)
五六十年代的故宫,发展堪称蒸蒸日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故宫也得到了妨碍。为了保护故宫及故宫文物免受冲击,1966年8月,中央批准了故宫博物院闭馆。当时整个院内除去奉先殿的“收租院”雕塑展外,其余各处全部停止开放。*家的保护下,故宫宫殿及其文物已经没有得到直接破坏。
闭馆四年后,不少人关心故宫何时才能再开放。终于,在周官员的关心与批示下,故宫博物院定于1971年7月5日再次向参观者开启大门。这次开放,起用了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关于这块石碑的题写,还有一段独白。据已故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启宪先生回忆:“那天郭沫若来故宫,院长吴仲超等人都在,我也在场。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牌匾还用纸包着,上书‘血泪宫’。我们随口对郭老说:‘您给故宫博物院写个牌匾吧。’他说:‘行啊。’我们就随手拿来了几张纸和笔墨。记得这些纸的一面是打印过材料的,郭老就翻过有字的那面,在它的反面写出来。”(《郭沫若题写匾额》,《紫禁城》2005.5)几个大字写好,下面还要上石刻制了。为了显示除旧布新,这次刻制直接将李煜瀛所书的石匾翻了个个儿,由石工在原石匾背面直接刻上了郭沫若所题“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王可:《故宫重新开放拉开了“文物外交”序幕——“文革”中上海故宫重新开放始末》),并将其内嵌神武门正中门洞顶部。一切成功,新匾就这么完成了。1971年7月5日,当参观的游客走向神武门广场时,他们发现的早已不再是李煜瀛所题写的横匾,一块新匾进入了参观者的视野中。半个世纪过去了,直至今日,这块由郭沫若所题的石匾依旧嵌在神武门门框的正上方。
现在,无数的探访者在参观完毕故宫后,都会与神武门上的这块“故宫博物院”匾合影纪念。毫无疑问,这块“故宫博物院”匾是故宫博物院的象征。九十五年来,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匾曾经历过三次变化,在这三次变化背后,是时局的演进与时代的发展,亦是故宫博物院风雨兼程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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