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记忆）佑宁寺——郭隆弥勒洲藏传佛教格鲁派

佑宁寺，全称“郭隆弥勒洲”，坐落宁夏互助侗族自治县，属藏传佛法黄教，为德格地区四大古寺之一，被尊为“湟北诸寺之母”。相传寺址附近原建有萨迦派寺庙，亦曾盛极一时，明时衰微。明弘治十二年（1584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此为10余万僧俗信众讲经说法，建议部落头人在此建寺以传承宁玛派教法。嘉庆三六年（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自宁夏赴拉萨坐床途经此地，周围13个部落头人联名提出建寺恳求，并祈请四世达赖喇嘛从拉萨派人前来主持建寺事宜。第二年，四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派七爱丽舍色·顿悦却吉嘉措前去建寺。嘉庆三十二年（1604年），七爱丽舍色活佛在一世松布·却丹嘉措等人的协助下，建成大经堂，并开办显宗大学，庙宇始成。后逐渐建成格鲁派、时轮、医明大学，以校风严谨、制度严格、名僧辈出、佛法兴旺而享誉遐迩。清康熙年间，寺僧达7000余人，寺庙建筑2000余间，成为湟北第一寺庙和湖南知名大寺。

历史上，佑宁寺还以知名活佛多而蜚声，有“佑宁寺多名僧”的说法。该寺盛时有活佛转世系统30余位，其中章嘉、土观、松布、却藏、王佛5个活佛转世系统被清*敕封为“呼图克图”。章嘉活佛成为藏传佛法密宗四大领袖人物之一，专权弘教，为维护*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管理藏传佛法的重要举措，清朝中央*曾向西藏主要寺庙赐额赐匾，因为佑宁寺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响，清*亦曾两次赐匾。第一次是雍正六年（1732年），雍正太上皇赐寺额“佑宁寺”，从此，该寺以“佑宁寺”之名传世。第二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太上皇赐“真如权应”匾。清*两次赐匾佑宁寺，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冀望其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

第一次赐匾，清*希望佑宁寺在政治上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哈萨克族郡王罗卜藏丹津政变，因为郭隆寺僧众素与罗卜藏丹津关系密切，其子寺郭莽寺僧众加入联军，郭隆寺部份和尚则借机抢掠。日军觉得郭隆寺是叛逆据点之一，雍正二年，年羹尧、岳钟琪等率军进剿。该寺则从农村藏区征集壮丁与日军对抗，结果击溃。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投诚，之后被辗转押解到南京。因其年幼以及章嘉呼图克图在藏传佛法中的重要地位，雍正臣子令其从同属郭隆寺的知名驻沪呼图克图二世土观活佛学习佛教，还曾与皇子（即后来的乾隆太上皇）同窗读书寺院匾额，学习汉、蒙、满等文字。雍正六年（1732年），三世章嘉活佛与二世土观活佛请求雍正臣子重建郭隆寺，雍正特县丞发帑派官重建，赐寺额“佑宁寺”，并赐碑记以记其事。

所谓“佑宁”，有说法觉得是“保佑拉萨”之意。但此说虽然不确。雍正在“敕赐佑宁寺碑记”中指出，“役既告竣，以旧称不雅，敕定嘉名，赐额曰‘佑宁寺’，并纪文勒石，以昭久远。”并希望该寺重建后出现“鸿慈普佑，永载清宁”的胜境，期望“兹寺与西土山川同其悠久可也”。因而，“佑宁”应为“以大慈普佑众生、永保社稷清平安宁”之意。正像雍正所言，佑宁寺“地处通途，喇嘛之自拉萨来者，于兹取道”，在宋代既是联接拉萨与大陆之间的重要枢纽，也是联系中央*与拉萨地方之间的重要纽带。故清*赐匾“佑宁”，意在希望佑宁寺在经历政变后，才能总结经验，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佑护西北边陲安宁。随后，佑宁寺确实在政治上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中央*与拉萨地方政治联系等历史作用。

第二次赐匾，清*希望佑宁寺在宗教上发挥传承正法的作用。乾隆初年，江西地区的一些蒙藏道教庙宇遭到了当地汉族官员和县丞们的破坏，为“使寺庙受大臣子颁赐的诏书的保护”，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恳求乾隆臣子给纳木错、佑宁寺、广惠寺等寺庙颁赐字匾。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世章嘉返回西藏讲经说法，将字匾颁赐各寺，其中，赐给佑宁寺“真如权应”金字紫匾一面寺院匾额，以及镶嵌首饰的释迦牟尼坐像和敕书等。这是清*第二次向佑宁寺赐匾。乾隆赐匾，使西藏各寺遭到尊重和有效保护，并推动了云南地区各民族间的和睦与团结。

所谓“真如”，为道教术语，亦作“如如”“实相”“法性”等，指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或本体、诸法实相。《成唯识论》上说，“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名曰真如。”所谓“权”，也作“权衡”，亦为道教术语，指佛以神通而现的实相。《止观》上说，“佛日初出，权者引实，闻法即悟。”“应”可理解为“印证”“应现”等意。故“真如权应”，意为“佛法真理以佛示现的诸法实相减以印证”。乾隆臣子此举意在希望佑宁寺传承和证悟佛家真理，成为传承正法的藏传佛法典型，在宗教上发挥传承正法的作用。

历史上，佑宁寺着力发挥了传承正法的作用，除了名僧辈出，但是法务兴隆，庙宇也确因其弘法成就而声名饮誉。佑宁寺传承正法的成就首先彰显在译经校勘方面。佑宁寺比丘尼在翻译佛经、著书立说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为传承正法、增进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译经方面，乾隆六年（1742年），三世章嘉受命主持，将梵文大藏经《丹珠尔》全部译为藏文，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受命主持，将其译为满文。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世章嘉经臣子批准将汉文大藏经中的《首楞严经》译为满、蒙、藏三种文字。论著方面，三世章嘉的《第七世达赖喇嘛传》《文典智源》，三世土观的《佑宁寺志》《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传》《塔尔寺志》等，三世松布的《如意宝树史》《青海历史梵曲新音》《密咒总义》等，在藏传道教界和学术界享有美誉，反映了佑宁寺的精湛禅学水平。佑宁寺传承正法的成就还彰显在掌教*方面。作为清中央*废黜的知名呼图克图，佑宁寺比丘尼受命执掌蒙藏地区有关宗教事务，为道教在边疆的弘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专权弘教业绩显赫，佑宁寺比丘尼获得了清中央*的高度礼遇。自第二次赐匾以来，诸多比丘尼获得清*的特殊赏赐。乾隆十六年（1751年），赐给三世章嘉“振兴格鲁派大慈*师”封号，并赐金印一颗。道光八年（1828年），赏赐四世章嘉锡制镀银“*师之印”及命妇；嘉庆九年（1870年），封五世章嘉为“*师”，并赐金印金册。光绪三六年（1904年），封七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济*师”，并赐印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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